抓了几只猴子，为何被判十几年？

新华网贵阳９月８日电 （记者闫起磊 杨焱彬）原本应当保护动物的动物园园长，为何“栽在”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身上？

　　贵州省水城县法院日前审结一起非法捕猎、收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案。六盘水动物园园长尹成峰等５名被告人“因为５只黑叶猴”获刑。其中，获刑最重的有期徒刑１６年，罚金１５万。办案人员告诉记者，此案牵涉保护动物等级之高、数量之多以及案犯获刑之重，可谓当地２０年来野生动物犯罪“第一案”。

　　抓了几只猴子，为何就被判了十几年？

　　今年８月２４日，六盘水市水城县法院审结一起重大非法捕猎、收购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案。六盘水动物园园长尹成峰等５名被告因非法捕猎、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一审分别被判处两年到１６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法院审理查明：２０１１年７月，水城县野钟乡锌铅村麻窝组村民赵升巧捕获一只黑叶猴，通过陆昌跃、刘碧付联系尹成峰收购。

　　２０１２年至２０１３年期间，赵升巧又先后非法捕猎了２只黑叶猴并分两次出售给尹成峰，获利７０００元。２０１２年７月，赵升巧同村妇女杨兴美捕获一大一幼２只黑叶猴，而后尹成峰以２０００元收购了两只猴，并给了赵升巧“辛苦费”１００元。

　　此外，２０１２年１０月，尹成峰代表六盘水动物园与遵义动物园达成协议，由后者将青年健康黑叶猴１只借给六盘水动物园进行种群繁育。协议达成后，未经行政审批，尹成峰非法将黑叶猴从遵义运至六盘水。

　　记者采访了解到，先后被捕猎的５只黑叶猴有３只已死亡，被“当做垃圾处理了”。劫后余生的２只则被安置在六盘水动物园展览。记者从涉案照片中看到，被捕猎的黑叶猴有的夹伤严重，有的甚至截除了脚掌。

　　黑叶猴是《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中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仅产于贵州、广西，分布区域狭窄，数量很少，属濒危等级。办案人员告诉记者，根据法律规定，非法捕猎、杀害、出售、收购、运输黑叶猴２只，即构成情节特别严重，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水城县法院一审判决：赵升巧犯非法猎捕和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１６年，并处罚金１５万元。杨兴美犯非法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１０年，罚金５万元。尹成峰犯非法收购、运输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１１年，罚金１０万元。陆昌跃、刘碧付犯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２年，罚金１万元。

　　３年４次买了５只猴　动物园园长为何知法犯法？

　　水城县野钟乡境内的北盘江峡谷是黑叶猴仅有的几个栖息地之一。１９８６年，六盘水市政府成立了野钟黑叶猴自然保护区，并设立野钟黑叶猴自然保护区管理站作为管理机构。捕猎黑叶猴的赵升巧、杨兴美均是当地村民。

　　杨兴美供述，赵升巧让她买铁夹来捕野猫并向她承诺２０元一斤收购。野猫没捕获，却捕获了两只黑叶猴。庭审时，杨兴美一度情绪激动，说自己是文盲，“不知道黑叶猴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如果说村民对猎捕黑叶猴的“后果严重性”缺乏充分认知，作为动物园园长的尹成峰为何知法犯法？

　　尹成峰曾供述，六盘水动物园具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引进、经营、驯养的资质，他收购、运输黑叶猴是为了动物园的发展，供人观赏，为了公益事业。尹成峰也辩解说，他对受伤的猴子进行了救助。

　　检察机关指控，尹成峰在未经审批的情况下从遵义运输一只黑叶猴，是企图“通过合法途径取得黑叶猴的驯养繁殖许可证，以掩盖其非法收购黑叶猴的犯罪行为”。

　　法院审理认定，尹成峰犯罪行为属于个人犯罪，与动物园是否取得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引进、经营、驯养资质无关。在动物园工作的尹成峰虽对野生动物进行救助有所贡献，但功并不能抵过。

　　除了被告，谁还应当被警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陆生野生动物管理。据六盘水市林业局相关文件显示，六盘水动物园由钟山区政府和招商引资企业合资建设，隶属于六盘水市钟山区林业和园林绿化局。

　　尹成峰在３年时间里先后４次收购黑叶猴，甚至用于动物园展览，期间还从遵义动物园引进雄性黑叶猴用以繁殖。动物园的行政主管部门是否应当知情？相关监管是否存在“漏洞”？

　　今年８月２８日，记者来到六盘水动物园看到，就在距离动物园大门不远处的猴馆区，一个笼子仍关着两只黑叶猴供人观赏，笼子外挂着“黑叶猴”的标牌，十分显眼，并不难被发现。

　　而据六盘水市野生动植物管理站２０１４年９月１９日出具的一份情况说明称，该管理站对动物园园内饲养的黑叶猴来源做了核查，结果为“园内饲养有３只成体黑叶猴，１只为遵义动物园引进，有动物合作协议，但无运输手续，另两只来源不明”。然而，这一核查已是案发之后的事。

　　此外，记者掌握的材料显示，２０１０年，钟山区林业局曾打报告为六盘水动物园申请国家一类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后该动物园获得相关部门颁发的许可证，在“准许驯养繁殖种类”中有“黑叶猴”一项，批准日期显示为２０１３年。

　　办案人员认为，此案暴露出有关部门在履行野生动物管理、保护宣传职责上存在薄弱环节。检察机关特别指出，“对动物园监管、动物出入管理也应当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和关注，正因为监管的疏忽，才让犯罪有了可乘之机”。